十年影响力
环保界获奖者：梁从诫
提名：梁从诫 曲格平 廖晓义 连岳
梁从诫：不简单的简单
获奖理由
让常识成为常识，这很简单，也很艰难，过去的十年，梁从诫一直希望接受自然常识的人更多一些。我们崇敬这个老人是因为这些年他对于环保初衷始终没有改变，就像他这些年始终如一的简约生活，始终坚持骑自行车，其实说白了，之于每个人，环保就是这么简单。
人物简介：
梁从诫，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 创办人，北京大学教授。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言论：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只有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协调一致。否则，那种短视行为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结果是得不偿失。”
——梁从诫
文 /本刊记者 刘炎迅
梁从诫今年77岁了，身体不太好，北京的冬天让这个老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屋子里，一般也不接待访客。他身边的人都很心疼他，不让他过多劳累，尽可能地帮他推掉一些可有可无的应酬。
1993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环保民间NGO——自然之友，过去的16年中，他被人们称为叱咤风云的自然主义者。
他传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张照片，画面中，他精神奕奕，穿着一件白色的夹克衫，推着掉了漆的自行车，一个人微笑着走在马路便道上。尽管在外界的眼中，他是如此有名之人，但他依然坚持着简衣素食的生活，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他并不觉得这很寒酸，还能健身，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他的头发早已花白，但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金丝框眼镜几乎占去半张脸的空间，只不过，那份坚毅执著的神情没有被遮去。他说，做环保，只不过就是不断将那些被遗忘和忽略的常识交代给世人。
让常识回归常识，这很简单，也很艰难，就如同骑自行车，谁都知道有好处，但没人愿意真的身体力行。
过去的十年，梁从诫一直希望接受常识的人更多一些。
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这个12月，全球的公民都在关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大会。环境保护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
“你可以在大街上拦住任何一个人询问，我相信不会有人表示反对保护环境。”但让梁从诫难忘的是，仅仅就在十年前，一切却并非如此。
这个国家的GDP始终维持着10%左右的增长，但唯GDP马首是瞻导致了重发展轻环保。
梁从诫的环保之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的。
1980年代最初的几年，梁从诫在《百科知识》工作，这家杂志社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办。
当时，他收到一封清华大学教授的来信，在信里这位教授担忧，当时的乡镇企业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但已经成了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付出的环境成本将不可估量。
正是这篇眼光超前的来信，让梁从诫的视线透过文字触碰到活生生的现实，此后，他开始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
1993年6月5日，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自发的民间人士绿色座谈会在北京玲珑园召开。在梁从诫看来，这便是后来自然之友最早的活动，他和他的工作伙伴更愿意将这一天，视为环保事业的开始。虽然，“自然之友”被官方正式确认还要在一年之后。
梁从诫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画，尺寸不大，笔墨清淡，几间江南农舍，这是他的母亲林徽因的亲笔画。
“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母亲林徽因把这首诗句，送给刚刚出生的梁从诫。
在自然之友的办公室内，挂着梁从诫的一幅书法作品——“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这句话，被这里的同事们视为座右铭。“自然之友”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的人，他的字，他的言行，陪伴“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和所有被他的精神感动的后来者，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尽心尽力尽责。”
凡事开头难，但数十年持之以恒更难。从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到“自然之友”成立的十几年间，梁从诫经常思考自己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去。
梁从诫举出这样几个数字：“我们不妨回头看看，300年前，中国的人口刚刚超过1亿；100年前，中国人口约为4.5亿；50年前，大约是5亿多一点；而此后的50年到现在，我们的人口一下子蹿到13亿！而13亿人口要吃、穿、住，我们的国家支撑得了吗？人口过多，资源总消耗量惊人。”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梁从诫说，“我们做环保的，就是要在这个两难之间找到一条出路”。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环境保护问题。1994年“自然之友”正式成立，一位社会学者兴奋地说道：“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
民间环保自有力量
然而，靠民间力量保护环境，注定阻力重重，各种阻力随时会从四面八方而来，梁从诫知难而进，并未退缩。他说：“如果环保这项工作一呼百应，那也就不用我们做了。”“我们只是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世界级珍稀濒危动物，其濒危程度和珍贵程度完全可以和大熊猫相比。
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桂林，梁从诫作为中国民间环保人士之一前往陪同。他抓住机会向克林顿总统送上了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照片，并精炼地做了介绍。[page]
梁从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总统问他滇金丝猴还有多少只的时候，他说大约不足1200只，“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的唯一红嘴唇动物。”这句话让克林顿若有所思，总统随后望着照片说，“哦，那是我的表亲。”
关注克林顿表亲的生活状况，这个噱头在随后短短一周内，被数十家媒体跟踪，一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最终，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
藏羚羊是梁从诫牵挂的又一珍稀濒危物种。为了保护它，梁从诫费尽心思。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他以“自然之友”会长的身份，给布莱尔写信，吁请他设法制止英国藏羚羊绒的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并附去一组反映藏羚羊被猎杀的照片。
次日，布莱尔就会见了他，并回信称：“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我国和欧盟环境主管部门，我希望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回忆旧时光，总让梁从诫忘不了。1999年的5月，他前往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亲手点燃烈火，将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近400张藏羚羊皮付之一炬。
如果不是他亲口讲述，谁又能相信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老者，当年有着那般狷狂的激情呢？
除此之外，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怒江水坝建设项目、圆明园防渗环保事件都留有梁从诫的身影。
回归常识之路
让常识回归常识，在梁从诫看来，离不开教育。所以当他最初创办绿色之友的时候，就设立了“绿色课堂”。
经历十几年的发展，“绿色课堂”如今已经更名为“自然讲堂”，担当着公民环境保护基础教育的工作；绿色希望行动、羚羊车教学、观鸟组、登山组、植物组、自然体验营等。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梁从诫喜欢重复这句话，一切从小事做起的精神，向公众普及环保知识，告诉公众不仅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政府才会有环保意识，生活中的百姓更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这是梁从诫在很多年前就决定了的生活轨迹，比如：他和自然之友的会员名片用单面废纸印制而成；不用一次性筷子；生活中非常注意节水；坚持骑自行车，曾经骑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报到，还被门卫拦住询问，一直到2006年医生建议他不能再骑自行车。他认为，想过好日子，无可厚非，但若不惜以破坏、践踏生态环境为代价，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犯罪。
一个被身边的同事津津乐道的细节是，梁从诫随身带着布袋子，里面装着一双筷子和一个勺子，“谁会想到政协常委吃饭还带着筷子去呢？”同事调侃着。
在梁从诫以身作则的教育下，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这样去做了。
“几年前你带双筷子去餐馆，别人觉得你是怪物。现在服务员笑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梁从诫说，“不唱绿色高调，不以绿色‘救世主’自居，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
随着“自然之友”在社会上的发展越来越大，压力和责任也越来越重。尽管如此，梁从诫仍然觉得1994年和许多关心环境保护的朋友成立“自然之友”至今是自己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真正做了一点自己喜欢的对国家和子孙后代都无愧的事情，这才有价值。”梁从诫说，他希望，自己的环保之路，带给他快乐，也带给他人希望。
曲格平：为了记忆的山水
1972年，曲格平去斯德哥尔摩开会，将《人类环境宣言》带回国，同时也带回了“环境保护”这个词。如今旧事重提，谁又曾记得“环保”比改革来得更早
提名理由
在环保界，他成就了多项第一：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他一直构筑着中国环境法体系，心目中最大的使命，就是“让自然有法保护”。他被外界称为“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的环境保护之父”。
人物简介：
曲格平，教授，世界著名环境科学专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名誉院长。[page]
他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创建者和最初领导人之一。
言论：
“25年我们的环境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大体上我可以说这个话，从来没完成过，但是这个话没有人讲啊。”
——(2006年，一场十多年未遇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之后，曲格平说。)
本刊记者 / 刘炎迅
曲格平最近很少会客，但稍有精神的时候，他就会和身边的人聊聊正在写的一部书，那本书的题目暂定为“中国环境保护30年”。
30年，这也是曲格平进入环保这一行的大致年轮。
退休后，他组建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那是1993年4月，那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一个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
在基金会的办公楼里，挂着一幅“中华绿色版图”，是曲格平亲手制作的。他身边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让版图上的绿色更多一些。
曲格平被提名为《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环保人物，这让他感到开心，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机会，只要能让更多的人去关心环保，就好了。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他一直这样做着，推动了一部部环境法案出台，他说，让自然有法可依，这是最大的事情。
环保第一人
曲格平最初的环保念头，萌生于自己的家乡。
他出生在泰山脚下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家乡很美，高山、寺院、松林、绿水，还有一座被人们称为“晒书城”的孔子庙。
关于童年最多的记忆，构成一幅清新素雅的山水画。12岁以前，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消磨在家乡的山林里。
1962年时，曲格平32岁，又回了趟家，看到的景象令他痛苦不堪。那时候破四旧，山寨没了，庙宇毁了，松林砍了，晒书城也消失了。很多年后的今天，他回忆这些，依然痛心不已。
“与自然和谐共处，把美好还给人间。”从那时起，他就在内心里埋下这样的种子。
7年后，曲格平调至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负责环保工作。彼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致力于环保的漫漫长途开始了。此后的岁月里，他创造了很多个第一：他是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中国第一个联合国环境大奖和国际蓝色星球奖获得者……
很多人称曲格平是“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的环境保护之父”。他却说，“我只是参加中国环保事业比较早的人士罢了。”
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环境污染也日益增多，与环境问题相关的重要社会事件也层出不穷，比如圆明园防渗事件、厦门PX事件等等，无论媒体还是普通民众，都给予了高度的参与热情。
这是个令人欣慰的局面，而在曲格平参与环保的1970年代，整个中国甚至都不知道“环境保护”这个概念。那时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1972年，曲格平去斯德哥尔摩开会，将《人类环境宣言》带回国，同时也带回了“环境保护”这个词。如今旧事重提，谁又曾记得“环保”比改革来得更早。
从1980年到1993年初，曲格平一直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务，之后又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任主任委员。
“这两段经历给了我一个从建议到组织实施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我是幸运者。”他说。
他设立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最高奖“中华环境奖”，用以奖励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为环境保护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他设立中国最具绿色关爱的“绿色扶贫助学行动”，用于扶助那些在贫瘠地区生存成长的穷困少年。
漫长的等待
在漫长的环保之路上，曲格平总结，光有热情也不够，还要有智慧。他提到的一个细节发生在1970年，那时，日本政府组团访华，随员中有一位是专门报道公害问题的记者，周总理便特意请这位记者给国家机关和各部委的负责人讲演。[page]
这本是件好事，但却让具体执行的曲格平为难不已，让部委的军代表和部长们听一个外国记者讲话，人们难以接受。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拉条线，摆个喇叭，请部长们在会议室听”。
会后，周总理询问结果，还要求分组讨论写报告。这份文件应该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环境保护的高层学习报告。
曲格平的名字与中国环保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参与环保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环保从起步到壮大的三十年。
这期间，曲格平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条始终未变，他一直构筑着中国环境法律体系。
如今中国关于环保的大部分法规，比如《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都有他的参与。
而每一部法案起草的过程，都伴随着期待和怅惘，期待的是即将有法可依了，而惆怅的是每一次的努力总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1993年，刚刚卸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一职的曲格平，提出了中华环保世纪行的构想。这是中国环保和新闻史上的一次创举，直接诱发了随后的环保热和自上而下的一场环评风暴。
“新世纪的中国环保要打一场人民战争。”那是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曲格平快70岁的时候说的话。
如今回忆起来他感到欣慰不已，“那场行动掀起了中国史无前例的绿色冲击波”。
三十年的环保救赎，只为了曾经记忆的那幅山水，而这注定将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他在一首诗里对结果充满着期待：“期待有一天，污浊的环境呈现一片晴朗；期待有一天，每一个山谷都盛开着希望的花朵……”
廖晓义：苏菲的环保世界
“我这么一个国际活跃分子，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吵架，而要蹲在村里头？我觉得，目前来讲，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恐怕比谈论还要更重要，或者说这种实际的模型本身就是一种话语。”
提名理由
她的激情与决绝，是中国环保人物性情的彰显；她主持下的建设性、落地式的环保操作模式，尝试推动环保成为更多人的生活选择；她的国际影响使得中国式环保的理念声名远播，惠及广泛；她在政策层面上的谏言，推动中国NGO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人物简介：
廖晓义，曾是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专业访问学者。1996年创办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10余年来致力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通过试点建设推动了中国绿色社区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关键协调人推进了“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无车日”“绿色选择”“节能20%公民行动”等民间组织联合行动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并深入四川5·12地震重灾区营建乐和家园，为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提供了切实的经验。
言论：
“人对自然应该有一份感情，应该有一份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然之子，你真的把自然当成亲人的时候，你就和他血脉相通，我觉得有些事情恐怕我这么说，不在我们圈内都很难理解，真的是对于我们天地父母有感情，有感情。好多时候，就是这个感情支撑着。”
——廖晓义
本刊记者/张蕾
2009年岁末，北欧的丹麦城市哥本哈根围绕气候议题喧嚣不止。在这个被誉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会议上，政要们为本国争取着安身立命之地，环保人士则极尽各种方式警示着未来的危机。而这个时候，称得上国际知名环保活动家的中国人廖晓义，却在四川彭州大坪村里奔忙，给村里的山鸡寻找销路。
这里是她一手打造的“乐和家园”。虽然这还只是一个生态文明模式的雏形，虽然它还有着廖晓义看来的众多“不完美”，但这里寄托着廖晓义的理想：“希望人类从一个失和的世界，走到一个乐和的家园里。”
“我这么一个国际活跃分子，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吵架，而要蹲在村里头？我觉得，目前来讲，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恐怕比谈论还要更重要，或者说这种实际的模型本身就是一种话语。”
这是廖晓义十年环保路走来，在东西方环保理念价值观的一番比对之后的大彻大悟。而她对中国式环保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型的探索，成为其目前为止最显著的贡献。
问道
北欧的一个中学老师，写出了世界畅销的哲学史小说《苏菲的世界》，之后他用书款办了个基金会，名字就取自这本书的主人公——14岁的小女孩苏菲。
2000年，中国人廖晓义在北欧国家挪威领到了素有环保“诺贝尔”之称的苏菲奖。那天，她穿一身西式裙服，是“咬咬牙”才舍财买下的。但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再穿过，每每于公众场合露面，她都以旗袍或唐装等中国传统服饰示人。
“有时候人的衣着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廖晓义说，后来一直穿中式服装，也并非刻意。
在挪威，廖晓义准备获奖感言时，被要求在其中加入“中国元素”“东方智慧”。这个在西方世界近乎“跟风”似的东西，在廖晓义这个西方哲学研习者眼里，不知所以。
“他们想我是个中国人嘛，就来跟我谈阴阳，谈道，甚至谈佛，我觉得无地自容。作为一个中国人，除了脸上的这张黄皮肤外，我们到底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多少？……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太对劲，觉得好像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
挪威之行，成为廖晓义环保之路的转折，这个中山大学哲学硕士毕业生开始思考14岁小女孩思考的问题：我是谁？世界从何而来？
此前，从四川大学的哲学讲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在探讨学术的道路上，廖晓义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哲学和工业文明的崇拜者，“那时候十分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理论：工业文明的市场和科技能解决任何问题，包括环境问题”。
然而一切转变发生在一次和朋友关于环境的争论上。争论促使廖晓义去查阅资料，在种种数据的支撑下，她终于明白，“关于工业文明能够自行解决环境问题的假设，不过是人造的幻觉，是荒谬。”
意识到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行动者廖晓义正式步入环保者行列，她自称“好学生”，虔诚地跟着西方人搞环保。此间，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技术、环境投资、环境执法、特别是民间组织方面的经验让她获益，她自费给NGO(非政府组织)人物拍电视片，还放弃绿卡和在美读博士的机会回国建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2004年以来改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page]
廖晓义这个女人的“疯狂”之气一时被社会关注。
在那个民众对“环保”的理解还停留于“治理三废(废水、废气、废物)”的时候，廖晓义打出“绿色生活方式”的旗帜，提倡垃圾分类、限塑、无车日等给民众生活带去“麻烦”的生活习惯。
这样的环保“战斗”持续将近10年，伴随不解和荣誉，也伴随着她自己的困惑。
有一次，她带女儿到欧洲一个分类垃圾回收中心拍片。在那里遇到一位穿着新潮、自称“环保主义者”的姑娘，开车排队等待处理自己带来的垃圾。可一看她的“垃圾袋”，里面都是几乎全新的物品，“完全可以开个精品屋”。
“她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工作，拼命消费，再尽力回收，几乎所有的生活内容都是物质性的。”廖晓义被震住了，这样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怎么可能达到“环保”的目的，甚至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与环保的本质相背离的。
“我在想，她还有多少时间来修心养性，以及关照自己的身体？为生产乃至回收这些物品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又构成了这位‘环保主义者’多大的生态脚印呢？”
带着这种困惑，廖晓义领到了苏菲奖，但获奖本身并没有给她指明出路。
“我那时自己也有苦闷……就是感觉到不得劲，(之前做的环保)解决不了安身立命的问题，我本人也解决不了安身立命的问题。”
然而，神奇的苏菲还是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
求解
2002年，女儿14岁生日这天，廖晓义送给她的礼物就是那本《苏菲的世界》。
女儿就像苏菲一样好学，边看书，边发问。一直没有决定苏菲奖奖金用途的廖晓义突然冒出个想法，不如用苏菲奖来做一个项目，就用我和我女儿的对话，有关中国哲学，看看中国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
虽然，自打从挪威回来，廖晓义翻阅了上百本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胡乱地看”；但是，要完成这个颇显宏大的对话，廖晓义还是觉得自己不够格。于是她和女儿一起寻访国学人物，还学起了古琴和太极，“开始了一个回家的过程，也是补习的过程”，廖称此为“两个人的国学班”。
国学班一直持续到2007年，学问也从文人圈子做到了实地。在云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那些很少受到现代污染的乡村里，还保存着一些原生的中国智慧，这些原生智慧让廖晓义看到了环保的治本之策。
根据阅读、讨教、考察，廖晓义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环保的表达——“三能平衡”，即“惜物能、蓄心能、增体能”，意思就是减少对物质能源过度的消费和依赖，而发现作为快乐来源的心能和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这个概念进而被凝练为“乐和”——“和就是道，惟道是从就是德。你乐这个和、尚这个和、维这个和，就是乐和”，“和”的具体所指就是“身心和谐、个群和谐、天人和谐”。“乐和”的标示是仿照道家的八卦设计的。
5·12汶川地震给了廖晓义中国式环保理论体系落地实践的契机。灾后，在中国红十字会和李连杰壹基金提供的资金支持下，廖晓义在彭州大坪村建起了“乐和家园”——中国第一个低碳乡村，一座环保的“世外桃源”。廖娘(娘读轻声，意为“阿姨”，是大坪村乡亲对廖晓义的称呼)在这里管的事情可多：洗衣服不能用洗衣粉(有污染物磷)，垃圾要分开扔，上厕所不要冲水、而要大搞“旱厕运动”(便于沼气利用、肥料回田和节约用水)，种菜不能用农药(叶子长虫给田间鸡鸭吃，纯天然蔬菜可在城里卖高价)……
曾有人在此炸山开矿，向来泼辣强势的廖娘忍不住哭，百般哀求和协商，终于抢回了两座矿山中的一座。
“那是朝你自己的母亲开刀啊！我也理解，咱们刚刚灾后，是没有办法，是有一些要挣钱。可是我们有别的产业，我们好好来养殖来种植，我们搞旅游……我们不要去伤害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要去搞污染……你看见那个水，难道不是你的血液吗？你看见那个山体，难道不是你的身体吗？……我们一定要去顺应它，要去爱护它，要把这个情感重新建立起来。”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廖晓义又一次哭了出来。
对中国式环保的理论与实践，也为廖晓义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认同。她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后不久，即有大企业的老板找上门来“以文会友”；她被四川省市长协会邀请，在2009年市长论坛上作了近一小时的讲演，得到省市领导的高度认同，认为“此种生态文明的模式是可行且可复制的”；对于寻常百姓来讲，接受度也不错。
“中国式环保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生命环保和心灵环保放了进去，让大家觉得环保不是一种牺牲，它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健康，它才能真正解决幸福感的问题，而这个是普遍的生命诉求。”
近10年来，“东方智慧”亦为廖晓义赢得众多奖项。有媒体评的，也有官方颁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其中，克林顿基金会把2008年“全球公民奖公民社会奖”颁给了她，她短短两三分钟的获奖感言三次被掌声打断。在场的大多为政要、精英、商魁，“几乎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都会跟我说，我讲的东西多么重要，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包括克林顿本人，在不同场合三次向她表达自己受到的震撼。这些都让廖晓义乐视中国式环保的国际影响，并深受鼓舞。 [page]
回顾从西式到中式的环保之路，廖晓义承认前者为后者做了必要的铺垫，但“西方文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福祉”，“不管我愚钝也好，智慧也好，这都不是一个个人的、偶然发生的事情，它是一种时代现象，就是大家都要找安身立命的居所。”
我爱问连岳之——如何成为一个公民
提名理由
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一个网络“达人”，但其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2007年反对PX项目事件中，以连岳为代表的厦门市民富于理性和建设性，具有可贵的勇气和行动力。中国公民维权史与中国环保进步史，皆因此而改写。
人物简介：
连岳，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专栏作家之一。
1970年出生。原名钟晓勇，福建长汀人，现居厦门。
《南方周末》原记者，现为专栏作家。先后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城市画报》《第一财经日报》《外滩画报》《上海壹周》等媒体开设专栏。出版作品有《来去自由》《我是鸡汤》。
连岳经历颇多，成为记者之前，曾当过老师，做过检察官。
言论：
“我本来想躲进这小岛，可是逃到哪里都没用，空气是你躲不掉的。你当臣民都没得当了，只能当公民。必须要表达出我们自己的意愿。从3月写到12月，没有太多的想法，只不过是尽一个媒体人的本分，就算别人觉得没用，也得尽本分。不算容易，但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连岳
本刊记者/ 刘炎迅
连岳在电话里的声音很低沉，甚至有些慵懒，不熟悉他的人仅仅听着声音，很难联想到这就是那位被舆论定位为厦门PX事件中的勇敢斗士。
眼看奔四的年龄，但很多时候，连岳都被人误认为是80后。
唯一的那点战斗感，来自浓重的眉毛，丝毫不含糊。
PX之后，回归个人的散步
他说自己是个宅男，不出鼓浪屿岛，大部分时间接待朋友，他会选择在自家那座老别墅附近的一家茶馆里，一边慢悠悠地泡功夫茶，一边听朋友说话。
得知入围《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环保人物，连岳并没有特别的兴奋，依旧低沉着嗓子。
相比于电话里的交流，连岳更习惯用电子邮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就像他每天的工作一样，从自己邮箱中的若干封“我爱问连岳”的读者邮件中，选出几封，认真阅读，并很有效率地回复。
家国大事和儿女情事，在连岳那儿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因为二者都关乎个人的独立人格。
连岳最近都在厦门，他偶尔出门，生活平淡，看书、上网、更新twitter，写写专栏。
问他最近对厦门的环境还满意吗？
他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现在只会希望环境更好，很难说满意，满意的状况是要等中国环境的总体质量上升以后才会有的心态。
他现在每天都会在鼓浪屿散步。
“散步”，这个如今让人们浮想联翩的词语，带着那么点民意的初萌。而在连岳看来，当下的这份清净生活，完全归功于2007年夏天的那场集体散步，可谓惊心动魄。
PX事件之后，连岳觉得生活没有太多的变化，现在的自己，更看透了一些世事，也更成熟了，他不会经常和一些环保人士聚会，不做太多的交流，他习惯一个人做事，理由很简单，“厦门有的NGO，在PX事件中体现出来的畏缩及消解民众勇气的做法，让我无法对其有信任感。”
再次提及PX，让连岳印象最深的是，厦门大学赵玉芬院士、袁东星教授及其他一些院士教授的专业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厦门市民普遍体现出来的勇敢与担当。[page]
“经过此事，再有人跟我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民众无力、软弱，我是不会相信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环保政治的几万分之一
连岳的专栏都是大实话，正如他这个人。他不会因为被舆论定义为环保斗士，而感觉身份陡变。他说，之所以当初那么上心地参与PX事件，说白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住在鼓浪屿，是切身利益攸关者。
自己的生活，自己不上心，还想指望谁？就一味跟着那些过度阐释的报道往自己脸上一个劲儿贴金。
他说，如果咱们中国人每一位都能这样，那局面就好了，先得有小我，才能汇聚出大我。谁也不是天生就做英雄，没那么多大道理和大情怀。
事实上，PX事件之前，他对环保的态度只是“一般关心吧”，当时有时事评论专栏，也会关注媒体上出现的环境事件。
那时的连岳，还叫钟晓勇，“还只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情感专栏作家，跟小资、小智慧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写写文化专栏。”做过《南方周末》记者，也做过老师，当过检察官。
1997年，27岁的连岳一口气买了三本《中国可以说不》，激动地四处送人。如今往事重提，他总嘲笑自己当初的愚蠢。
十年一晃而过，连岳庆幸的是，“我在关键时刻没有糊涂，在该做选择的时候，没有逃避。”
十年后，厦门发生PX事件，这危及岛内百万民众的生活。连岳终于坐不住了，他开始大量在自己博客里写申讨和思考的文章，那段时间他利用网站发布内地和香港有关PX的最新消息，引人关注，被舆论列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公民记者。
“将环保回归为地方政治。”这是连岳长久以来基于环保政治的思考。那就是，让民众广泛参与，让各方的声音充分表述，公众治理环境将比政府与企业更有效率。
很多人赞扬连岳参与PX事件的过程，体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介入环保的一个样本。而作为连岳自己，只是觉得做到了一个公民的本分。“这是整个城市的公民行为，我只是其中几万分之一。”[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