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应注意一个国际趋势是所谓低碳经济。”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在中国经济50人年会上表示。
同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排放会加大成本，在很多排放措施是加大成本的，世界各国，现在之所以有一些推不通，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在阻碍这件事情。“现在发达国家都在改革了，我们也会改。‘十二五’会加大这件事情，以前是减硫，现在是减碳。但新兴国家的“弯道超车”，限速外部性，遏制搭便车。”
就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发改委提交的一份报告里有关2010年的八项重点工作中，有两项直接涉及低碳经济，另两项间接相关，今年政协一号提案锁定“低碳经济”应在意料之中。
“低碳经济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产业选择，金融危机和低碳经济这两个话题基本上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关系，就是在金融危机刚刚有人说是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时候，低碳经济这个呼声就越来越高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万东指出。
气候变化有周期因素，有太阳活动，有火山爆发的影响，在工业革命之后则主要是人类活动，除了工业活动，战争、核试验、现代化的生活以及能源结构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
因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源自房地产次级贷款，中国目前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房价不断走高和房地产依赖，房价成为随时可能破灭的泡沫。美国的金融长期的高速度的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在6%到7%，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占到了10%左右，但是2000年到2008年之间，它的金融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了34%左右，就是说由于美国的GDP中金融业的过度膨胀，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2007年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业形成了一个定向爆破，那么这个定向爆破之后美国现在面临一个战略选择，按奥巴马的话说，美国不能继续依靠金融巫术来维持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人民的生活了。美国要调整进入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现在所宣传得比较普遍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新能源、智能电网和生物技术，这些东西成为美国的新的产业选择和战略选择。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产业分析与预警处处长、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张勇表示，WTO是我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低碳经济模式又是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意图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避免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竞争。2009年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碳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排放税。
张勇认为，对经济学的挑战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机制，内部化碳排放的负面性。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看：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实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吴敬琏：对“十二五”规划的四个意见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一个好的发展规划应当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对重大问题有持续深入的研究。对“十二五”我们大家有很高的期待，我想提几点意见。
第一要总结十一五的经验，我看我们十一五规划是个很好的规划，但是他的实际的进展不多，做一个好的规划，怎么样从过去4年总结出经验来，我们“十二五”能够制订一个好的规划。
第二是教育，以效率提高为基础的增长方式，已经30多年了，30年中有很多进展，一方面深化，另一方面丰富了。对于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都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教育要编点教材还是什么，能够一层层展开，一直到落实。要进行全面教育。
第三，对一些重大问题要进行研究，在制订的过程中和执行过程中都会提出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制订具体措施。
第四，我们要学我们过去30年一个好的办法，要放手，让各个地方来创造，而我们这些企业家可以跟地方同志相结合，总结各个地方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地方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能够发挥大家创造性的话可能更好，所以我建议我们要多关注和地方一起创造一些区域性经验提供各地参考，用一定方式交流。[page]
杨伟民：应加入新的约束性限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第一是如何编订操作性的方案性的，我说的是一个规划的写法，“十二五”能不能改善一些，专门就每一个重大的专题和重大问题，比如扩大消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会带出来其他很多方面变化。
第二个问题，如何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在于如何确定约束性指标，十一五规划将目标分两类，一个预期性，一个约束性，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创新，当时确定约束性指标涉及到公众利益，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指标。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加入新的约束限制，开发强度是一个指标，是所有的这个地区建设空间占整个这个区域的比重，包括各种道路等等。
夏斌：财政金融政策要明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建议，人大应定期对国务院的规划进行检查，向“十一五”规划发问，否则是贴在墙上的。
规划要讲政治，“十二五”规划和过去五年规划定完以后是不是每年财政部人民银行，我们党组在讨论每年工作和规划两码事，在十一五规划专家座谈会我讲，怎么办，怎么执行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要有这些，要讲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要讲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怎么要求，怎么制度变化，这是关键。
第二点，为了落实这样的状况，我提过，人大通过两年半，一年半必须对国务院的规划进行检查，我在十一五规划发问，否则是贴在墙上的。发改委长期搞国民收入，都是搞的是投资项目什么的，而现在我们更重要的是增长方式改变，全球经济等等。
因此这个体制下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可能更多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要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否则规划里面就加上财政的话。我没看，如果延续过去那样，大部分是发改委讲的项目民生等等，真正的机制不变化，要具体的东西，这才使规划真正变成中国人民利益推动的计划。
郑京平：应明晰规划的定位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表示，讨论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考虑“十二五”规划面临环境的时候需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新和旧的关系，既要注意挖掘新特点，也不能忘记旧的因素，要注意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既要考虑国际趋势的变化，更要考虑国内实际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规划定位的问题。我们制订五年规划时一定要进一步明确规划的定位，明确规划的功能。规划到底是给中央政府制定的，还是给地方政府制订的，还是给企业还是公民制订的，应怎样规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民在规划中的责任和义务等等。只有明确好规划的定位才能使规划可行。
张曙光：规划要从强国到富民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表示，“十二五”要实现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不完成这个转变，“十二五”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一个“十二五”要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咱们前30年基本的战略是以政府为主导，国有企业为基础，以强国为目标，所以不完成这个转变，“十二五”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第二个要完成一个转变，从外援工业化到内援城市化转变，前30年基本上是外援工业化，也是世界上最能成功的工业化，哪个国家内援工业化很难成功，但是问题在于外援工业化成功以后，咱们现在出现的问题需要转变，城市化的事情需要动我们内部资源管理，不能寄希望于外部。
第三，如果咱们政府主导，如何使得现在的相对价格关系在“十二五”能够逐步合理化，使经济不断从政府所谓主导的转变成价格作为基础，作为很重要的参数来引导。[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