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赴丽江调研，一天夜晚得闲，便与几位同行一起去听纳西古乐。纳西古乐我不懂，但对宣科先生的名气早有耳闻，慕名而去，当然结果也不虚此行。那晚不仅乐队演奏得好，宣科的主持更是别具一格。他操淡淡的滇西口音，谈古说今，风趣诙谐，不时令全场捧腹。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宣科先生说丽江空气清新，应让我们这些外来客每人缴一元空气呼吸费。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一番调侃，当时让我想到了生态补偿那方面去。
丽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常年游人如织，靠旅游就赚得钵满盆满，自然不会在乎再多收一元钱，也许正因如此，当地政府对宣科先生的建议未加重视。不过不收归不收，但不等于丽江就不该收，两回事。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丽江财政很差钱，政府硬要向游客收费，你有理由反对吗？俗语说，天下无免费午餐。你享用了人家优质的空气，让你支付一元钱不多吧？何况丽江要保持这样的空气质量也有代价，比如放弃上重化工业就是他们的机会成本。
先不说丽江，若转从广大西部地区看，生态补偿会显得更紧迫。几年前我应邀赴陕西汉中讲学，那里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山川秀美、物产丰富。可遗憾的是，汉中今天的经济却差强人意。何以如此？当地官员说，汉中被国家划定为“限发展地区”，为保护生态，很多工业项目不许上，看着人家赚钱，可他们只能束手无策。是的，汉中不比丽江，旅游未兴，虽说也是山青水绿，可没有赢利模式，环境再好老百姓也得受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地官员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另一个例子是山西。山西是资源大省，盛产煤。若论对国家工业化的贡献，这些年山西当记头功。可就是这个地方，由于资源的过度开采，近年不仅矿难频仍，且生态环境也每况愈下。为恢复生态，省委提出要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转型发展当然对，也迫在眉睫。问题是产业转型不能空手套狼，要有大笔的投资才行。比如山西的文化旅游，据说地上文物占全国的70%，可见潜力之大无人能比。可由于地方财政拮据，基础设施差，旅游业却至今难成气候。
这样的例子西部很多，举不胜举。不过我认为以上两例皆典型，而且也有代表性：汉中是国家为保护生态限制了发展；山西则是为国家提供能源而损害了生态，而且能源过去多年都是计划调拨。由此看，无论汉中还是山西，他们都有理由要求国家补偿。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弥补发展的机会成本；后者则属于还账。欠账还钱，国家对资源性地区补偿理所应当，不必说。事实上，中央财政这些年也一直对山西有支持。眼前要研究的是，国家对像“汉中”这类限发地区怎样补？
说过了，国家限制某地上重化工，若从经济学角度看，发展重化工的收益就是该地区保护生态的机会成本。国家给补偿，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减低其生态保护的成本。显然，补偿对限发展地区来说是好事，且多多益善。可困难在于，目前中央财政并不宽裕，家大业大而又千头万绪，要花钱地方多，单靠中央给钱恐怕力不从心。是以为难，于是几年前就有专家建议将工业排放指标分解到地方，允许各地上市拍卖，那些排放超标的工业发达地区，就得向西部买指标，这样可由市场再提供一些补偿。
市场补偿的思路我赞成。是的，由财政与市场同时补，双管齐下，多一份力量总比财政一家独补强。但要提点的是，不论是财政补还是市场补，我认为不能是单单给钱。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补贴吃饭，倒不如帮助发展赚钱的产业。否则一个地方要是没有产业，不能以钱生钱，补贴再多也会坐吃山空，至少我们还未见有哪个地区是靠吃补贴而致富的。可麻烦在于，限发展地区受政策限制，很多产业又上不了。两难选择出路何在？ [page]
要解决此难题，我想到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我称之为“借鸡下蛋”，操作起来也相对容易。比如发达地区向限发展地区购买工业排放指标，后者不必直接收钱，而是去占有对方的股份，然后每年按股分红取得相应的收益。比如某地区可转让的排放指标值1000万，一次性转让20年，那么就可拥有2亿元的工业股权。这是说，限发展地区虽不能在当地办工厂，但仍可易地投资办工业，至于投向哪类产业，限发展地区有主动权，天南地北可任你选择，你把排放指标卖给谁，你就可以拥有那个企业的股权。
第二个办法是改税制，主要是将增值税改为消费税。时下各地争先恐后上项目，为什么? 说白了其实就是争税收。增值税是属地征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其中有25%留给地方。如此一来，哪里的项目上得多，税收也就多，这样无疑对限发展地区不公平。我曾多次写文章，建议将增值税改为消费税。因为消费税是在消费地纳税，这不仅可避免大家为争税而重复上项目，而且也维护了限发展地区的利益。
回头再说丽江。上周到丽江做讲座，与古城区委书记周鸿谈起空气收费的事，他很赞成却又担心上头管理部门不会批。我说批不批倒在其次，不重要；即便不批也于丽江无损，重要的是表达出这种诉求可推动国家生态补偿机制改革，同时也可大大提高丽江的知名度。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