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气候变化报道现状及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资助的研究
演讲人：贾鹤鹏
我的演讲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做记者报道气候变化，第二部分是中国媒体对气候变化报道的现状，第三部分是中国气候变化报道的进步与不足。
1.记者为什么要报道气候变化
我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气候变化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是一个甚至比环境和科技更小的领域，我们为什么要提供这样的精力召开这么多会议，报道气候变化的问题。其实报道理由就不多说了，因为气候变化报道现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身边已经开始有灾难性的影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媒体意味着什么呢？
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未来。所以，对于我们媒体来讲，有道德责任或者道德义务，把最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大家。对于气候变化来讲，大家如果留意的话，看各种各样研究的渠道，围绕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非常多，这意味着气候变化有更多的价值。上午陈星老师的报告里面提到极端性天气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极端性天气意味着人类遭受更严重的灾难，因为这种苦难更重，就意味着人类的人性和情感在其中有所体现。我们作为记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灾难中或者在特别的情况中人性的光辉，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报道气候的视角。
在座不从事编辑工作的记者，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编辑会觉得这个话题不那么重要，希望你不要太聚焦在这个问题上。但事实上，因为围绕着气候变化的诸多方面问题出现，所以我们作为记者完全可以把气候变化作为我们观察的视角，且不仅仅报道气候变化的本身，比如我们报道新的工程，这个工程可能跟气候变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事情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是不是还值得做，我们可以进行这些方面的思考。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虽然非常复杂，但是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科学家都非常好，陈星老师专门到这里给我们做报告，对于我们记者工作也非常支持，我们也可以从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官员那里找到很多的支持。我相信气候变化也会带给记者很好的机会，我相信下一个比尔盖茨也许就出现在我们气候变化报道的记者当中。
我们需要考虑气候变化与媒体经营的的关系，气候变化对于媒体经营意味着媒体是不是一个高消耗的行业，我们印刷很多东西，在印刷过程当中，传播过程中，有邮寄的费用，这都是碳消耗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自身对于媒体的运营是不是要减少自己的碳排放的问题。通常来说，比较奢侈的东西，在制造流通过程当中可能产生高碳排放，如果气候变化被大家认可的话，是不是可能出现对于特定产品的抵制，这也会影响到媒体的广告方面的情况。
同时，我们在考虑媒体自身的新闻生产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尽可能的低碳，比如是不是每一次出差都要坐飞机，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当然我们作为比较小的媒体，我们应当适当考虑不要出那么多的差，可以通过远程的工作来做，气候变化也会为整个行业创造新的机会，比如新能源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节能减排相关的产业，这对于我们记者都是找到新视角的机会。
2.中国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
我是从2005年开始进行着气候变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在2006年发表过一篇论文，对《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科技时报》、《新京报》进行三个月报道的分析，并对50名科学家记者进行了访谈，当时想找到那个时间点(2005年)中国媒体报道气候变化的共性，当时我发现，所有的中国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都会把气候变化当成一个确定的事实。
今天上午在MIKE做的报道中引述了在西方媒体中，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中为了寻求平衡或者寻求形式上的平衡，大家经常会对于气候变化的结论找出反对气候变化的专家，进行辩论，最后给人的结果反而是一种偏见，否定科学界主流的意见，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有关气候变化，看起来一开始在媒体中的表述就成为了完全不争的事实，从好的地方来讲，当然是说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但是传播效果来讲会有不好的地方，他丧失了戏剧化的效果，没有争论的文章看起来非常平淡，总觉得缺乏冲突，缺乏比较激烈的过程。
另外在中国05-06年的时候，党报类的媒体比都市报的媒体报道气候变化问题多很多，但是在报道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并不是报道气候变化本身，而是气候变化的活动，比如《人民日报》报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府部门说了什么话，领导说了什么话，政府部门搞了什么活动，关于气候变化本身的报道并不是很多，都市报报道很少，但是一旦报道都是会跟老百姓的生活发生紧密的关联的事情。尽管如此，在我们的报道之中，地方的视角，地方的影响都非常少，当时在取样的文章中我发现很多报道都是北极怎么样，南极怎么样，给人感觉地方相关性非常少。
另外还有一点，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当时的气候变化报道中非常少地引述中国的气象科学家和气候科学家的见解，这个也表明了我们中国媒体普遍和科学家的沟还是不顺畅，围绕着这个从2006年底2007年初开始我们就开始做了大量的提高气候变化报道的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运作了几十场的活动。举行了三届气候变化报道的推介活动，而且我们组织了气候变化报道的小型的俱乐部，大家知道地球村会组织绿色记者的报道沙龙，地球村叫做可持续能源记者沙龙，有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推介很多，大家也广泛的参与，围绕气候变化的各种活动也在增加。[page]
我们的气候变化报道俱乐部，我们跟其他组织的区别在于我们很短很快，当有一个事件时，大家都有及时的组织，这样可以满足记者同行很快的获取相关知识进行报道的需求。通过4年的活动，这期间也伴随着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变得日益开放或者日益活跃，这个方面的新闻报道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有关于新闻报道的数量在大幅度增加，有关于新闻报道的深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现在就公共接受的程度上来讲是很主流的媒体，比如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他们可以说围绕着气候变化方面，进行了越来越多很深入的报道，我们的党报系列媒体以及科技类专业的媒体，也仍然保持着原来比较高的密度，都市报相对来讲报道的还不是很多，但是一旦出现报道通常就会进行比较深入的报道。
这体现出气候变化的问题从5年前，主要是党报媒体报道，现在变成了南方周末这样的深度媒体进行的报道，实际上体现了气候变化的议题已经在中国进入了精英阶层的主流话语，进入了精英阶层主流的讨论，当然这里也是低碳经济的话语在深入的增长，只是都市报道仍然不多，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仍然很小，从都市报的角度来讲要满足大家日常的信息，仍然缺乏这个方面的迫切性。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党报媒体报道数量仍然保持比较大的强度，这说明我们政府活动上从政府行为上来讲对于气候变化的话题也仍然是非常重视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报道，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越来越多的研究，可以加入地方的经验在里面，例如，今年的西南大旱，很多媒体报道就把他跟气候变化相关起来，也有很多围绕气候变化深入基层的报道，我们就组织8个记者深入西藏进行考察，后来生产了一组文章，这个文章起了一个书名，今年还准备组织去宁夏做深度的考察，同时我一直在组织气候变化作品的评价推介过程，所以我也看到了很多作品非常深入的考察到了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以低碳作为类别的领域，比如说很多记者深入到了甘肃嘉峪关那边调查风电的情况。
我还看到很好的报道，新能源产业占地和对当地一些民众的一定程度的掠夺，甚至包括新能源产业，比如接入电网的行当，这些都可以说是跟气候变化相关的，这也说我们在相当的层次，在精英的层次上，在捕捉商机的层次上气候变化已经跟中国人的生活活动行为有了很紧密的结合了。
另一方面，当原来比较少的去引述科学家的情况也在逐渐的发生改变，气候变化报道的作品之中也越来越多地有了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也越来越多的引述中国科学家的观点。虽然总体来讲，中国的作品比起西方作品来讲引述科学家的声音，了解科学家的研究仍然非常少，在我现在的作品中引述中国科学家更多的情况是一个评论者对于事件进行评论，而不是了解他们自己的研究在做什么，这一点跟西方的科学新闻环境新闻还不一样。
我们还欠缺一点，我们没有完全的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原因在于我们可能作品中仍然没有把气候变化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也没有把气候变化作为考虑问题很重要的纬度，这一点上我们在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报道，还缺乏重大工程，比如中国各个城市大型的修建地铁，这个地铁可能改变地下水的情况，并对气候产生影响，或未来气候变化会不会对于地铁产生影响，这是我们报道中没有考虑到的方面，总体来说气候变化仍然还不是处于媒体的优先性。
3. 中国气候变化报道的进步与不足
大家知道今年，围绕着IPCC，从去年到今年爆发了一系列有关的事件，我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之中看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三次事件，一个叫做冰川门，一个叫做气候门，还有一个叫做亚马逊门，大概的情况是，气候门是说东安格利亚大学把一些邮件信息特意忽视掉，邮件被曝光，所谓冰川门，是IPCC引述了一个结论，实际上并不是发表在论文中，而仅仅是来自WWF的报告，还有亚马逊门，说很多雨林会消失掉，这也是引用WWF的报告，是以讹传讹，这些问题在中国媒体中的关注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这些关注并没有在报道气候变化负面信息时影响中国的决策。
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出现的高峰期发生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大家对于此关注，并不是关注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在气候大会的时候，大家需要有些什么东西去报道，而成为气候变化大会的佐料。有关于这几次事件的报道之中很少引述中国科学家的声音，大概罗勇是唯一的在集中采访中跟媒体进行了阐述，中国气候科学家和媒体之间还没有形成常规的互动关系。
这样的案例分析告诉我们什么结果，告诉我们，在中国报道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仍然没有把他与本地的关切密切相连，而只有那些与本地的事情或者与大家公众焦点比较集中的时候，焦急比较明显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这个事件才会得到比较多的报道。
大家可以看到，最初的气候门的报道远远多于冰川门和亚马逊门，是因为气候门的时候正好在哥本哈根大会谈判的时候，大量的媒体以此作为报道的佐料，而到了冰川门的时候相对比较少，亚马逊门只有三条报道，冰川门为什么报道会比较多呢？就是因为他是涉及到喜马拉雅的问题，因为喜马拉雅属于中国，所以大家对于他的关注相对会比较多一点。
通过总结气候变化最近这几大气候门事件的报道中我们仍然发现，我们在06年总结出来一些结论，在现在有所提高，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大概包括几点，第一是有关于气候的争议，仍然没有在中国成为报道的主流，第二是中国的气候科学家仍然没有跟中国的媒体形成常规的互动，第三是大家仍然没有把相关气候变化的问题跟本地的事件有非常紧密的结合，比如说我们2010年极端灾害天气会非常多，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但是这些东西跟气候变化相关的关系，在媒体中看到的报道不是特别多，或者媒体报道这些话题的时候，更多的是把视角集中在灾难性的事件，对于地方的影响，以及地方相关的善后工作，而并没有把事件中在科学上的气候变化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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