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年与Anna Louis Strong(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通信的过程中，Mauric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从这位远亲这里获得了对中国最早的兴趣和热情。
80岁的Mauric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横跨环境、能源和经济多个领域，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世界银行总裁高级顾问及管理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首任执行董事；加拿大电力总公司总裁；加拿大石油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职务。
从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职务退下来后，今年80岁的Maurice Strong大部分时间仍居住在中国。
在联合国期间，Maurice Strong在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做了大量协助工作，包括建立清洁发展机制(CDM)，并与中国官员和专家合作促成了该机制的建立。如今，他是中国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以及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所长。
6月29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Maurice Strong。Maurice Strong认为，在气候变化控制领域，中国政府已经行动起来，有着比美国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但中国仍存在很多困难，发达国家应该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
“从公正公平的角度，发展中国家理应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然而，金融危机下，它们受到的支持正日趋减少”，Maurice Strong说。
《21世纪》：在你从联合国退休之后，为什么更为频繁地来访中国？
Maurice Strong：我在从联合国退休后，每年几乎有75%甚至80%的时间会在中国度过。我的一位远亲Anna Louis Strong(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作家，后定居中国，著有《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人类的五分之一》等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正是她当时从中国写给我的许多信件点燃了我对中国的热情。
后来环境问题成为一个国际话题，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环境会议，中国也同样参加了那次会议，我能看得出来中国当时在此类国际会议上缺乏经验，因此我和中国代表团紧密合作，并认识了一位叫做曲格平(曾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年轻人，他后来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第二，我认为世界的未来很大地取决于中国，而中国的未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环境事业上做出的努力。 [page]
《21世纪》：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你认为中国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
Maurice Strong：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温室气体则是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气候变化已经波及到中国的那些来自高纬度的重要流域，水变得越来越稀有，干旱的地区逐年增多，气候变化逼迫着人们进行迁移。
中国政府已经行动起来积极应对，如中国有着比美国还要严格的排放标准，但是我认为还有两个困难:首先中国很庞大，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乘以13亿的话，就会无限放大，所以即便中国已经在努力试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总体来说排放量仍然在上升，因为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加入私家车主行列；第二，中国还欠缺更先进的技术，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应给予支持。
中国已经有了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其他那些创造了环境问题的发达国家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这些发达国家理应公证对待并提供相应的支持。
《21世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这个阶段是否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机遇？ 邓丽 庄佳婧[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