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更愿意将这看做是黎明前的黑暗，在这一阶段不能期待谈判会有任何大的突破，而要达成全面、均衡、有效的全球减排协议，希望的曙光或将在2015年才会出现。
哥本哈根、坎昆会议以后，国际气候谈判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等焦点问题上展开拉锯战，进而把难啃的“硬骨头”留给了2011年的南非德班。可以预见的是，德班会议必将上演一场气候斗争，在有关如何减缓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展开交锋。
“若要从谈判进展上来看，这次会议或许无足轻重，因为这次会议上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谈判结果，但从长远来看，这次会议却又因为涉及对未来谈判进程的安排而至关重要。”因此，潘家华更愿意将这看做是黎明前的黑暗，在这一阶段不能期待谈判会有任何大的突破，而要达成全面、均衡、有效的全球减排协议，希望的曙光或将在2015年才会出现。
《京都议定书》将出现“真空期”
《中国经营报》：2012年，规定了发达国家减排义务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以后，国际气候制度何去何从无疑是此次德班会议众人瞩目的焦点。你认为此次会议会不会在“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气候制度问题上取得一些突破?对于最具争议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将会被延续还是抛弃?
潘家华：1997年通过并于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首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即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12月截止，尽管发展中国家要求在2012年以后延续《京都议定书》的呼声甚高，但美国以及几个主要缔约方国家日本、俄罗斯、加拿大都已明确表态拒绝任何形式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连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激进派”欧盟，态度也开始模棱两可。
以目前的形势看来，在今年的德班会议上，发达国家几乎不可能遵照《巴厘路线图》明确第二承诺期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和目标，也不太可能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完全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因此在我看来，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仍未达成任何全球减排协议，出现“真空期”。
《中国经营报》：那德班会议是否真将成为《京都议定书》的“末日”?
潘家华：这个在我看来其实未必。真空期期间，有法律意义的国际协定难以达成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明确提出的政治宣言或者政治承诺，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延续《京都议定书》，以推动发达国家进一步大幅度减排行动，促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合作保护气候、实现低碳发展。
从历史上看，2000年在海牙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缔约方第六次会议上，在关于《京都议定书》是否生效谈判破裂的情况下，也正是因为当时形成的政治宣言，为接下来2001年德国波恩的气候大会达成一揽子协议打下了基础。
《京都议定书》从谈判到真正开始生效花了十年的时间，而且实施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一与第二承诺期的无缝对接已无可能，但可以期待的是，此次德班会议若能形成一份不需要各国议会的批准、但又是国际文件的政治宣言或者政治承诺，使《京都议定书》相关框架目标得到某种形式的延续，将成为今后各国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资金和技术：有所妥协，有所收获
《中国经营报》：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减排,因此减排需要技术和资金自然也是绕不过的一道坎，但我们注意到资金议题的谈判一直都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资金会不会在这次德班会议中得到进一步落实?
潘家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此前已经取得普遍共识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很高的历史排放，应该对由此产生的气候问题偿还绝大部分的债务，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低碳发展在资金和技术能力方面比较欠缺。因此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提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要求，是全球联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虽然同意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总额3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资金，并在2020年使资金支持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但却至今尚未完全到位。
气候变化大会已经连续举办16届，此次是第17届也是首次在非洲召开，因此对于非洲国家最关心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问题，应该会在此次谈判上得到充分讨论。
《中国经营报》：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债务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能不能有超出发达国家海外发展援助资金之上的、新的额外的资金，去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潘家华：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提供气候援助资金的期望很高，但是目前看来发达国家确实能力有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因此发达国家认为不应该由自己承担全部的“气候债务”，其他新兴国家也应该作出资金支持承诺。
目前看来，德班会议上资金问题可能会有部分解决，但发达国家会对资金的使用提出附加条件，比如是用在减排上还是用在适应气候变化上，同时还可能会对减排项目的选择和绩效的评估提出更多的附加条件。
在我看来，从政治意愿上来说，各国虽然会满足非洲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诉求，但就资金的来源、规模和资金治理构架而言，发展中国家势必需要有所妥协才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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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谈判进程至关重要
《中国经营报》：在德班会议上不可能会达成全面、均衡、有效的全球减排协议的情况下，国际气候谈判之路将走向何方?
潘家华：即使德班会议上能够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宣言，将“后京都议定书”的真空期加以覆盖，但真空期有多长需要在德班会议上明确，因此德班会议必然要涉及未来国际气候谈判后续进程安排，这比《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更为紧迫，也更为实际。
而就在近期与欧盟气候行动司司长、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效部副大臣等相关政府官员、学术界权威广泛交流之后，我们都应该也更加务实地看到，全面、均衡、有效的全球减排协议将有可能推至2015年前后才能达成。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是在2015年?
潘家华：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在2014年推出第五次评估报告，科学的评估报告将为气候谈判提供更加明确、翔实、科学的证据支持，促使各国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另一方面，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主权债务、政府换届等各种问题扑面而来，若要把各国的关注点拉回到可能会对当前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气候问题上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缓冲。因此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2015年。
全球有没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达成全面、均衡、有效的全球减排协议，首先在于第五次评估报告出来以后，科学认知的深化是否能够支撑各国进一步采取减排行动;第二是经济可行性，从目前来看世界各国都在加速低碳转型，而且在一些领域比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电动汽车以及节能技术、零碳建筑都已经取得突破，随着减碳代价进一步下降、低碳成本进一步缩小，承诺减排目标的阻力进一步下降;第三是政治意愿，目前已经没有国家还在质疑减排行动的必要性，但是政治意愿要成为现实需要政治家的胆略、魄力和战略考虑。
《中国经营报》：据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量由当年不足世界排放总量25%，变为现今超过50%，因而使得发达国家一再强调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入负担减排承诺的行列，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是不是也要准备迎接压力和挑战?
潘家华：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已经超过法国，部分城市的人均排放量甚至已经接近美国。在一些欧盟气候行动官员看来，近些年来以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整体性突起, 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世界经济格局以及政治格局均已发生深刻变动，随着世界经济格局、排放格局进一步明朗，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届时也应该作出相应的减排承诺，参与到国际减排行动中来。
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通过长期快速发展，经济地位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因此必须做好准备进行低碳转型，早转早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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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学者”潘家华
文/李桂琴
头顶着“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科学评估报告《减缓气候变化》主笔”“欧洲气候论坛理事”等光环的潘家华，却也是一个敢言的“低碳反对派”。
他曾在2010年参与准备了有关“关于实现2020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思考”的材料，并前往中南海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讲解;同样，身为过去数次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中方成员，他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中，潘家华向世界介绍了“碳预算”方案，而正是这项方案，目前已获得德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支持，在《京都议定书》前景堪忧的情况下，将有望作为“后京都”的备选方案之一，构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
而颇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低碳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却也是对目前一些所谓“低碳”现象批判得最多的一位。
从对一些地方把低碳当做口号和噱头、搞形象工程的斥责，到对各地新能源投资热情膨胀、搞“风(电)光(电)大跃进”的批判，潘家华更直指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而指令限电、利用财政补贴电动汽车等能源措施和政策“荒谬”……
当“低碳经济”频繁被政府官员、企业家甚至普通民众所提及，潘家华也正在经历从一个理论研究者向解释、批判者转变。
而尽管有人认为有些忠言太过逆耳，或是太爱泼凉水，但潘家华觉得，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小中见大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我们学者做研究，说不说是我们的责任，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作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最受推崇的学术权威之一，友人评价他：思想活跃，带有几分书生气，虽然不穷，但依然比较简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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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自己则认为，“我只是一介学者，负责任、很努力，希望能够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对于做学问，潘家华选择了最“累”的一条道路，因为他始终坚信，“做研究，总跟着欧美人的后面跑是不行的，吹毛求疵、小中见大、独立思考才有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此潘家华坦言，多年在海外学习工作经历对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治学态度形成了很大影响。
198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潘家华，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建立自信、与国外研究者平等对话的关系。
当时，作为这座诞生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等学府中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初来乍到的潘家华的第一感觉就是英国人治学非常严谨认真，也不太容易接近。即使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倔强，认为中国人做学术研究不应该也不会比英国人差，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学习，潘家华开始逐渐认识到了差距，“跟发达国家相比，当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还是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认真做得更好，以踏实、勤奋的成果来赢得他人的尊重。”
潘家华坦言，在剑桥念书期间，父亲的支持和鼓励对自己影响深远。“父亲是一个老农民，很多字都不会写，记笔记都是符号，但是每次写信都会嘱咐我赶快学成归来报效国家。”对此潘家华表示，父亲这种淳朴的农民思想和谆谆教诲至今影响着自己。
回顾对潘家华治学方法影响最深的人，不得不提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出生、生长在印度，而后前往英国学习的求学经历与潘家华颇有几分相似。而其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对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以及对匮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论述，在潘家华看来，阿马蒂亚·森关注营养、健康、教育这些在发达国家都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正是其了解印度的现状，了解贫困国家的基本需求而提出了一套人文发展的理论，而这种思想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不可能有的。
“我们做研究必须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和发展环境来做，跟在别人后面跑是没有用的。”潘家华表示，做学术研究，第一要吹毛求疵，没有批判不可能进步;第二要“无中生有”，独立思考，学术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无中生有”体现学者的责任和能力;第三要小中见大，并且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而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家，在参与IPCC工作的同时，潘家华也深刻认识到一个学者所肩负的重担。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IPCC陷入“冰川门”，起因正是因为一篇号称“喜马拉雅冰川将于2035年，甚至更早前消失的可能性非常高”的错误报道，竟然被层层转抄进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报告——IPCC在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
错误引发了强烈反响，并直接影响IPCC公信力。
“那次报告中称到2035年，喜马拉雅冰川总面积很可能从现在的5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10万平方公里，而事实上原报道说的是2350年，不是2035年;喜马拉雅的冰川面积总共只有3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潘家华直言，IPCC工作报告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冰川门”事件的发生给IPCC工作组敲响警钟的同时，也应该让所有学术研究者引以为戒。
“学者做工作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社会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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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约热内卢到坎昆，气候谈判一路风雨兼程，走过了近20个春秋。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了《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提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使自然生态系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
1997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作为对《公约》的补充，通过了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对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作出了具体规定，即整体而言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并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
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厘路线图》获得通过，为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并启动了“双轨制”谈判，即一方面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承诺2012年以后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则要在《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而遗憾的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和义务上的巨大分歧，此后在哥本哈根、坎昆进行的气候谈判均进展缓慢，成果不大。[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