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处处长李高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动身前往哥本哈根。
李高已经数不清这是自己今年第几次，前往这个听上去很具童话色彩的北欧城市了。不过这一次，他带了一个很硬的“筹码”。
上周四，中国宣布2020年将把单位GDP碳排放削减40%至45%。美国在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
“通向哥本哈根全面协议的最后两扇大门被开启。”外媒如是评价。哥本哈根前夜，近乎微弱的希望之火似乎被中美联手点燃。
事实上，在以“数字”说话的气候谈判舞台上，前有巴西、印尼以及韩国相继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并不承担减排义务，但也需要作出自己的“表态”。
过去十几年来，对于李高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每一次谈判都是艰难、乏味和无聊的。2009年以来，所有谈判均无果而终，这为哥本哈根大会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我们回来了，气候变化问题刻不容缓，美国希望起到领导作用。”3月的波恩会议上，参会的中国代表依然记得，带着新任总统奥巴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美国重返气候变化谈判舞台。
戏剧性的是，面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40%减排目标，美国不仅三缄其口，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再提“领导”二字。
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成为巴塞罗那会议“退场事件”的导火索，并几乎让“京都议定书”葬送。
今年一场有关气候融资的谈判中，参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发展中国家代表要在“增加气候投资”这句话中增加“大规模”三个字，双方僵持了几个日夜。
“利益当前，即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了，很多时候发达国家也会想方设法地逃避责任。”这位代表团成员说。
现在是中国代表发言
“Now,China, the floor is yours（现在是中国代表发言）”，每当大会主席宣布这句话时，气候谈判的大会会场通常会变得鸦雀无声。
来自各国地代表迫切地想要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2008年参加了波兹南会议的中国代表感受到了这一变化。
世界开始倾听中国的声音，不仅仅源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之一，更重要在于中国正积极步入全球气候谈判的舞台中央。
这一变化，始于2007年12月的巴厘岛会议。
2007年12月15日，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对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当日一早，大会主席和秘书处试图在没有中国等国参与下召开大会，讨论并意图通过正在磋商的文件。[page]
苏伟和他的同事两次举牌抗议并要求大会秘书长道歉，最终，秘书长流泪道歉。
中国代表的及时阻止，保证了《京都议定书》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图，在第一个承诺期到期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计划制定了第二承诺期的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
这一年，苏伟也见证了媒体增加了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关注。
苏伟从巴厘岛一回来，就被邀请进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节目。
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出席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约，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气候谈判的征程。
一开始代表中国参加缔约方会议的国内机构一直是国家气象局，一直到1998年，才由原国家计委负责。
这也标志着，中国对于气侯变化问题本质认识的转变：气候谈判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气象问题。
回顾气候谈判的历程，似乎从一开始，就印证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乎对宣言的意义都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角力永远不可能结束。四天后，在上万公里之外的哥本哈根，各国政要将会在会议桌上定出拯救地球的日程表，尽管所有人都对此怀疑。[page]